又是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老人节”。

这是我国第八个“老人节”，与此同时，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社会，已经20年了，老龄化形势日益受到关注。据民政部有关人士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解决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形势如何？与传统的养老相比，当前或者未来的养老出现了哪些新需求？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去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记者专访了养老问题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

杨燕绥长期扎根在社会保障领域，累计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部委委托和国际组织资助三四十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她所提出的“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老化”观点、银色经济发展战略等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传播。

记者：在你看来，近几年，中国老龄化发生的较大变化是什么？

杨燕绥：第一个变化，在最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时，我们对此有些忽略，可能5年前，有人还认为老龄化是危言耸听，但现在从国务院、地方政府到社会方方面面，都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

第二个变化，从2016年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开始逐渐形成，从教育、经济发展、养老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变革等各方面都有所变化。

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养老理财产品和养老服务设施，近几年发展非常快，从一开始找不到路径，到现在找到路径进入，探讨后期的盈利模式问题，“买得起”的问题等等。

记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杨燕绥：第一个问题是未富先老。2000年左右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社会，人均GDP才800美元，现在我们即将逼近深度老龄社会，人均GDP才刚刚1万美元，而且分配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也有不少。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大多数中低收入的人群，各种各样的医养服务等都要考虑大量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能不能买得起。

对此，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国家体制机制的优越性，很好地发展社会服务、充分利用PPP等模式，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否则我们这关很“难”度过。

第二，区分银发经济和银色经济两个概念。银发经济是已经老了退休的人，这代人又面临独子空巢问题，我们要想用什么样的服务能让他们安稳地度过老年。

而银色经济是指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年轻人要思考如何对待这样一个长寿时代。

对于前者来说，我们要迅速地弥补漏洞，养老服务尽可能低成本，让大家买得起。

对于后者来说，从16岁到55岁或60岁，这些还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要做好对现在老龄社会下的经济常态的认识。年轻人的负担日益加重，随着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大家都等着政府养，政府去找年轻人要税，这是不太可能的。

面对未来长寿时代，从银色经济的角度来看，人们在年轻的时候，要用人力资本拉动国家经济，给自己积累丰厚的财富，从而形成良好的养老资产结构，等到老年时，既能颐养天年又能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可能还能为年轻人的人力资本买单。

进而形成了我们未来应对长寿时代的战略，两个人口红利，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是科技推动，老年人口红利是用良好的资产结构消费拉动，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更好地做好深度老龄社会来临前的准备工作。

记者：对于银色经济来说，如果有效利用人口红利的话，不得不再次提到延迟退休？

杨燕绥：年轻人口的人力资本主要是三方面，身体健康、良好的学历和知识结构，很好的合作精神。在这个基础下，未来除了公务员岗位，国家可考虑不再去规定个人到什么时间必须退休。

而且多工作一年，你的财富(养老金)就会增加一笔，形成的养老资产量就会大一些。

记者：距离深度老龄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我们还可以做好哪些准备？

杨燕绥：养老问题本身是一件未雨绸缪的事情，我们应该倒计时地来做事情，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就思考如何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的人口政策好的话，比如，生育率保持在1.8~2.1的话，进入下一阶段的时间将会延长。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2013年)，大量的女性进入退休队伍，所以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从此再没有收支平衡过；到2022年前后，1963年出生高峰的上千万男性将要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整个社会保险制度都会遇到挑战，缴费人口急剧下降，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急剧上升。

所以近两年养老保险中央统筹、医保待遇清单和养老服务等，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制度准备。

记者：具体来看，这些制度准备的关键是什么？

杨燕绥：在这期间，我们要做好两个方面，即“一上一下”。

“上”是指基本养老金要上到国家统筹层面，不能老龄化严重的东北地区发不出养老金，东莞、深圳养老金有富余。因此国家要统筹基本养老金，保证个人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东莞，都能够领取到养老金，既要公平又要持续。

“下”指医疗保险。“下”什么？要下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医疗，实现医护的可及性。不管是中老年人的慢病管理、健康管理，还是老年人需要的各种照料，都方便可及，即我们常说的医养结合。

真正的医养结合不是医院办养老，也不是养老院办医疗，因为二者成本不同，医院办养老，医院资源就浪费了，养老院办医疗，养老院可能就破产了。

记者：你说的“上”已经被提出很多年了，但迟迟未实现？

杨燕绥：现在正紧锣密鼓地做。“全国统筹”这个问题比较难，越拖越难。

今年或明年，相关的政策是一定要出来的，因为到了2022年，婴儿潮的退休高峰就来了。此次疫情的发生，有些企业经营面临问题，反倒让这个时间点有点提早了。

现在是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我认为在2022年之前，这俩问题都必须解决。否则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会遇到资金增量下降情形，如果还不能有效地配置使用，就要出问题了。

记者：老年人口抚养比在迅速上升，你觉得与传统的养老相比，我们现在的养老可能会有哪些新需求？

杨燕绥：传统的养老还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即低龄老人“以养代医”。比如，退休后的老年人跳跳广场舞，买菜做饭，参加一些居民委员会活动，同时有社区医疗能够看慢病。

但是随着人均寿命提高，我们很快超过80岁，高龄老人数量增多，尤其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出现以后，他对医护的需求就非常强，这就是“以医代养”。

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前20年，中国还是“以养代医”，但是随着接下来几年，中国逐渐转到深度老龄社会，情况就变了，“以医代养”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时候养老服务就不仅仅是居家照料、社区供餐、跳广场舞，老年人还需要慢病管理，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护理照料，尤其是临终关怀。

记者：银色经济下，我们的养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

杨燕绥：现在最高端的高净值人群和最低端的“三无人群”问题基本解决了，高净值人群自己有钱，商业保险、地产公司等提供了相关服务；“三无人群”生活标准也低，政府管吃管喝。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中端的大多数人群怎么办？

中端的人群现在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但是还不够，所以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完善国家养老金三支柱结构。

过去20年，我们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养老金三支柱，但是没有发展到位，因为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太高，做企业年金的企业较少，到现在职工覆盖率才6%。所以要完善养老金的制度结构，首先要把企业年金补上。

但是现在企业已经进入低成本发展阶段，企业年金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就不能再做增量改革了。所以存量改革就是把现在浪费的福利资源利用起来。

比如，住房公积金。对于有住房的人来说，住房公积金存在那里就没有意义，应该允许把公积金转成职业养老金。如果把沉睡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搞活，将其跟养老金账户打通，就可以让几亿职工尽快拥有企业养老金，这样机关事业单位搞第二支柱也不会出现双轨制问题。

对于个人养老金来说，现在仅仅是推出税延型保险。但税延养老保险只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一个产品，不能拿产品替代整个计划，所以国家要尽快构建养老金的信息平台和监管制度，允许个人养老金买基金、买理财，做各种各样的养老资产配置。

另外，我们要对养老金政策进行创新，资产管理要精细化，在追求时间价值的同时，做好风险防控、资产配置。

同时，也要对老百姓进行教育，让大家知道养老资产管理也是个人的事情，知道如何去聚集财产做计划、承担风险，不要天天想着高回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长期资产配置，短期高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

记者：今天是九九重阳节，也是老人节，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目前出现了一些老年人被数字化发展排除在外的情形；也出现了一批老人重度依赖网络的情形，怎么看待这两个现象？

杨燕绥：老龄化和数字化并行是必然现象，对此我们要不断适应该趋势，作为老年人要主动适应互联网和数字化，把它作为主要学习能力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工具帮助老年人。比如，很多银行安排了业务员来帮助老人来操作系统，并辅助老人自己学会操作。

另外，在产品设计开发时要考虑老年人的需求，比如，流程尽可能简化，采用大屏幕等等。

对于能够依赖互联网的老人来说，这是一种优势，但也存在两个微风险，一是对健康不利；二是容易受骗，因为互联网平台有时候信息披露不到位，或者老年人获得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出现误解和被欺骗。

对此要加强教育，防止老年人在上网时出现健康风险和金融诈骗风险。

记者：面对当前老龄化发展，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杨燕绥：我期待我们已经进入90岁的老人，他们还能拥有健康和自己的财富来实现颐养天年、终生自理。

所以90后的年轻人要意识到，一个长寿的时代，医养服务是未来就业非常重要的选择，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只有实现两代人的和谐，我们才能积极应对老龄化。

（来源：新京报网）